“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超越全球强劲对手，就不能按照对方设计好的游戏规则出牌，而应该凭自己擅长的谋略突破已有格局、营造适合自己成长的生态圈。而要谋划自己的格局，只依赖战略领导力是不够的，更需要拥有架构在战略之上的谋略领导力，这种能力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时，能审时度势、把握主动、善于谋划、精于用权、协调资源、凝聚力量、能进能退。”说这番话的，正是谋略领导力理论体系的首创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系主任杨百寅教授。

　　谋略领导力的概念面世时间不长，但却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和共鸣。关注者期待着它能帮助企业摆脱陷于不确定市场中的被动；共鸣者，更多的是企业家，以自己或他人的谋略经验和实践，验证了这种领导力的价值。

　　杨百寅第一次说出这个概念时，面对的是国内某大型知名企业老总。听到这个能切中自己企业发展要害的概念时，对方情不自禁地举起了大拇指。“尽管当时这个概念是脱口而出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我已经思考了好多年了。”坐在办公室里谈起谋略领导力时，严谨的杨百寅打开了电脑，向我呈现了他的关于谋略领导力的文章。

　　2006年应邀回国加入清华大学之前，杨百寅是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终身教授，研究人力资源、领导力等领域。他在北美学习和工作的16年，在旁人看来是功成名就，他曾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杰出学者奖”，被俄亥俄州立大学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中心主任雅克布斯教授推荐为“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二至三个顶级学者之一”。可是他自己却常常惶恐不安，“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可与那些在社会重大转型中提出创新思想的学者相比，我并无多大建树。因此，面对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和市场，我希望寻找其中令人兴奋的研究问题。”

　　揣着这样的抱负，在美国时杨百寅就有意识地从中、美文化差异的角度去研究组织管理和人才管理，试图寻找到起源于中国文化的企业独特竞争力。很多中国企业对西方管理模式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在杨百寅看来，这是必须扭转的误区，“那些管理模式都是针对在西方发展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而设，是有利于西方企业的游戏规则。中国企业如果一味盲从跟随，在竞争中很难处于上风。”他认为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应该能融合不同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如果把儒家的和谐理念应用到企业经营中，打造一个和谐互动的产业生态圈，那么，无疑能抗衡那些单打独斗的国外强手。”然而，如何能够把一个复杂生态系统中的诸多元素都变成有助于自己发展的资源而不是阻力呢？杨百寅给出的答案之一就是谋略领导力。谋略领导力是领导者为实现长远目标而系统分析所在组织的优劣势、积极探索并调整战略方案的创新思维过程。“谋略领导力就是把不确定性真当不确定性对待。”杨百寅特地强调了后一句话。

　　谋略是中国企业的差异化优势

　　正视不确定性，用谋略去应对不确定性。杨百寅认为这是当今中国企业必需具备的能力。他用两条理由说明了这个观点。

　　第一，中国市场化程度还远未成熟，各种配套制度和法律也还不够健全。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置身其中，企业家就不能一味效仿西方同行的做法。杨百寅举例道，西方企业家非常强调战略领导力。但是，不少中国企业却明显感到这个“淮北的橘”在自己的企业里变成了“枳”—花高价请来的知名咨询公司制定的战略，用起来却似乎总感到不对劲、甚至根本不能用。不少企业为此产生“执行力不强”的负疚。实际上，“这不是执行力的问题，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结果”。他进一步解释，企业战略是面向三、五年目标的一种计划，这种计划预设在一个比较完备和成熟的制度框架、法律环境下，明确为了实现目标应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中国的市场环境显然让这种预设和假定大打折扣。“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战略领导力的作用，战略能帮助企业聚集人心、统一目标”，但是杨百寅强调指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想取得成功，战略领导力只能是必要条件，而不能成为充分条件。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学会在非白非黑的模糊地带施展腾挪，用谋略去修正战略的预设。”

　　在杨百寅看来，任正非早已悟出了这个道理。任在《管理的灰度》一文中就指出，“一个清晰的方向，是在混沌中产生的，是从灰色中脱颖而出的。方向是随时间与空间而变的，它常常又会变得不清晰。并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任正非对灰度的管理，杨百寅认为就是谋略领导力的体现。在引领华为的过程中，任正非大部分时候都在使用谋略，比如，在华为创建的最初10年，他基本上是听任华为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长”自由发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只是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任正非说当时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只有跟着客户的意见跑。而发展到97年，当任正非在混沌中构思出一个大局后，发现自己的超前谋划得不到各路诸侯的响应，于是他请来了人民大学的教授，用3年时间制定了一个“集合大家发散思维”的《华为基本法》，与此同时，华为的“春秋战国”也被统一了。事后任正非调侃道，“还是人大教授厉害，怎么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呢。”但教授们却说，“任总更厉害，巧借了外部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