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过50%，与发达国家平均70%以上的城镇化率差距仍然巨大；同时东中西部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沿海大城市的资源过于集中，中西部城市、小城镇的发展相对发展滞后；户籍、土地等城镇化改革的核心领域仍等待破题。这些问题都成为下一阶段城镇化的攻坚方向。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不足之处也正孕育着巨大的企业机遇。可以预见，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进程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巨量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无疑会带来住房、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的需求，由此派生的物流、商贸、零售等机遇同样令人期待。而在大城市，城镇化的深化则会带来产业升级、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机遇。

　　《世界经理人》邀请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中投顾问副总裁、研究总监张砚霖、诚品地产总经理罗雷、浙江杰森厨具董事长吴伟宏，试图从研究咨询专家、企业家的不同视角，对城镇化的挑战和机遇，做一深入探讨。

　　城镇化的题中要义

　　世界经理人：城镇化是否等同于“造城”？

　　曲建：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造城只是为了适应大量的农民转换成市民，从事农业转变成为了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这种转变过程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对空间提出来的一个要求。

　　中国大概一年有1300万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些人的需求本身就需要庞大的造城。所以不能把“造城”说成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种刚性的需求，不管怎么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建设更多的城市是毫无疑问的，一定会出现的。

　　张砚霖：“造城”只是比较片面的理解，城镇化更加不等于房地产。城镇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为主的业态的比重在下降，从事农业的人口往第二、第三产业倾斜，这些人会不断往城市聚集。这也是工业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对“城镇化”会有一些误区，只是考虑到比如城镇化率达到多少，要拿多少地来打造新城，有多少的招商引资。这些成为了城镇化的动力，但没有考虑到农民洗脚上岸之后的就业等问题。他们肯定要消费的，教育医疗购物，但资金来源在哪里？ 因此一些地方会打造“产业新城”。因为首先要有产业，人去了才会有收入，然后才会有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

　　罗雷：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生活的城镇化，这一外延比较广泛，房地产仅仅是其中一个内容。我们现在来说一个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其实最主的标志是工作方式的城市化。在城市化范围内，你的工作方式和某一个产业是紧密相关的。但在非诚市化环境下，工作方式主要是农业。所以产业的问题是核心，就是要就业嘛，这是未来真正走向城镇化最最核心的，而不是盖一堆房子。只在乡下盖一堆高楼，是没有意义的。

　　世界经理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发展中西部地区还是大城市周边？

　　吴伟宏：我觉得离开中心城市1小时车程的地方要赶紧发展起来。先进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国外的卫星城市，都是在高速公路周边的地区进行分布。像以前把北京等中心城市不断地扩大，这个做法需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离开中心城市。这样反而会提高中心城市和外部中小城市的生活质量。而在中西部地区要发展中小城市可能投入会很多，而且速度也会慢一点，因为中国的人口地理版图还是以东部沿海为主。

　　张砚霖：城镇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因为每一个片区，比如中西部和东部，它们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完全不一样，它们追求的城镇化的目标也不一样。未来发展的趋势一定要量身打造，比如东部是发展型和发达型的城镇化，而在中西部地区打造物联网新城或者智慧新城，其实意义不大。比如在天津去打造一个物联网新城，确实是有意义的，可推进津南区的发展。而不可能说我去新 疆、山西也打造这样的新城。 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该发展小的就小的，该发展中等的就中等的，该发展新型的就新型的等等，要从实际角度出发，不是一味大家都朝哪个目标发展，要根据当地经济情况，人口情况来系统考虑，而非把多少空地拿过来再说，片面追求规模。

　　曲建：中国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有一个讨论，农业人口究竟是大城市集结，还是在就地的小城镇进行转化。我认为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贫乏，因此发展大城市的好处是土地集约利用高，对公共设施利也是非常高效。像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都集结了1500万以上的人口，但城区土地集约利用非常好。 但大城市规模庞大也带来越来越多矛盾，因为我们有一个西方国家没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使外地农民转移到一线大城市，出现比较严重的半城市化问题，只完成城市化一的过程，没有完成城市化二的过程，也就是只完成工作的转移，没有完成相应的保障系统的转移。单一依靠大城市，解决不了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第二阶段的问题，所以现在要考虑城镇化。 城镇化在我们国家推行起来，比城市化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城市化让大量外地移民给城市带来大量的压力，也损害现有的一些市民的利益。而让农民就地进行城镇化，则可以减少大城市的压力，另外就近解决就业、社保、住房等问题，成本比较低。所以比较下来，城镇化运营成本可能更低。

　　罗雷：我个人认为没有就业就没有城镇化，这个是硬指标，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小城镇的城市化怎么去发生，它跟产业的转移之间究竟怎么去互动。我个人觉得仍然是核心城市周边的城镇会比较有机会，因为它可以依托某一个城市的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就是一个企业去投资，选择在什么地方，它是基于生产要素效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要不是这里靠近市场，要不是生产成本有优势，都是凭这些因素去选择。除非某一行业在某一地方的突然产生是由于稀缺性的条件，比如类似于矿产，其他的转移就比较困难。 从世界的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产生特别大规模的地域流动是不可能很快就完成的，基本上还是围绕核心城市圈运作的模式，会以这个城市为中心进行扩张。

　　世界经理人：新一轮的城镇化会否伴随产业的转移？

　　曲建：现在正在出现全球第四轮产业大转移。前三轮是从美国到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的沿海地区，第四轮是从沿海地区搬到内陆、越南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就像当年香港的企业都搬到了深圳，而现在深圳的很多企业又搬到了二三四线城市，这本身就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过程。

　　张砚霖：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我觉得应该至少未来十年内都会持续。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在52%，未来还会提升。产业的转移还取决于政府经济结构调整的决心，比如腾龙换鸟，你腾出来一部分，内部就要生产一部分出来，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能否容忍经济变差，增速下降？所以需要有决心逼着在一二线城市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去转型，这样才能有发展型、发达型的城镇化。

　　罗雷：影响这一现象发生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深圳和东莞早期的发展模式差不多，都是从香港台湾引入初级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一度看到东莞的发展相当迅速。但现在东莞和深圳巨大的差距，差就差在深圳的政府更有产业升级的意识。这个差距就是每个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它的产业如何去升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