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春，一位名为阿道夫·艾希曼的纳粹德国高级官员在隐姓埋名流 亡多年之后，终于被送上了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法庭接受审判，面临15项指控。

　　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屠 杀了居住在欧洲的六百万犹太人。而艾希曼正是针对犹太人大屠 杀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在他手里，无数的犹太人被“高效率”地送上通往集中营的火车。在犹太人眼里，这是一个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刽子手。他并没有被西德引渡回国，像其他在战时杀人或是协助杀人的纳粹分子那样获得轻判，而是被以色列的特工组织秘密逮捕，并在耶路撒冷接受犹太人的审判，最终被处以绞刑。

　　时年55岁的汉娜·阿伦特受邀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记者旁听了这场审判。

　　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德国汉诺威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生活优渥，美貌且聪慧，先后求学于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门下，并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阿伦特经历了被捕、逃乡，辗转来到美国，活跃在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里。1951年，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关注和阐述了极权主义“极端”的或可说是“绝对”的恶，这本书为她赢得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赞誉和尊重。

　　作为极权主义的亲历者、纳粹主义的受害人，坐在旁听席上的阿伦特有足够的理由去憎恨一个刽子手，并且和在场的其他同胞一起义愤填膺地同声谴责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然而，阿伦特并没有被裹挟在个人和民族的情感洪流之中。她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结果发现他并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魔，而是一个正常的、有判断是非能力的人，甚至，这个人并不具备深刻的个性，而是一个平庸到近乎乏味的人。如果抛开历史背景和他的工作内容来看，艾希曼是一个勤奋上进、恪尽职守的官员。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兢兢业业地计算着“解决”犹太人的各种成本、运送犹太人的自然死亡率，试图找到最经济的方法，而这一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是职场的晋升。在工作之外，他是高度忠诚的良民，是合格的父亲和丈夫，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

　　阿伦特这么评价艾希曼：“他并不愚蠢，而是完全没有思想，这也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集团一员的要因。”审判结束后，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评论性报道，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认为“平庸之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同时，她强调那些在战时向纳粹赎买生存名额给自己亲友、挑选不重要的犹太人先进毒气室的犹太人组织领导人，同样对大屠 杀负有责任。

　　阿伦特触碰到人性最黑暗幽微的地方，又揭露了人们不愿意面对的人性弱点。可以想见，这篇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中引起了多么大的非议。人们认为阿伦特是在为艾希曼辩护和开脱罪名，甚至有激进的犹太青年称她为犹太人的“背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