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要从1968年说起。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一场名为“布拉格之春”的大规模民主化改革运动，旨在走出斯大林体制的误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场改革运动之所以闻名于世，不在它的开端，而是它震惊世界的悲剧式结尾：同年8月20日晚11点，苏联纠集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四国，以应捷党和国家活动家的请求为由，悍然出动50万大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8月21日凌晨3点，一个30岁的捷克年轻人被友人的电话吵醒。两天前，这个热爱摄影的年轻人刚从罗马尼亚拍摄吉普塞人回来。友人告诉他苏联人来了。他认为对方在说醉话，把电话挂了。直到友人打第三次电话，他才听到外面飞机掠过天空的声音。黎明前这个年轻人已行走在布拉格的街头，手上拿着他的装备：爱克山泰相机（Exakta Varex）+25mm Flektogon f4镜头+东德400 ASA电影胶片。

　　这个年轻人叫约瑟夫·寇德卡。

　　最初他并没觉得这个城市处境危险。捷克电台广播着：“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寇德卡后来回忆：

　　“我对苏联士兵没有仇恨，他们就像我，相同的年纪，也许更年轻一点。我对他们感到抱歉，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苏联的政客。很多士兵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国家，有些士兵认为他们在德国。”
　　当士兵开始向抗议者开枪，广播电台被入侵者占领，情况开始变得糟糕了。
　　“我在拍照时看到人们在大街上死去，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台在说，布拉格的每个人都因为苏联人的到来感到高兴。”

　　寇德卡当时用的胶片，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很便宜买来的电影胶片盘片，他要将其剪成段，然后搭在肩上，再装入相机。

　　“我总是跑着回家换片，常常想我会因而错过什么。有一次，我觉得换片救了我的命。我正在装片时听到爆炸声，那次爆炸让电台外的很多人丧命。”  　

　　在这样需要来回倒腾换片的情况下，寇德卡在一周的时间里（8月21日到27日）在布拉格的街头拍了5000多张照片，而且常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他曾被一个苏联士兵枪击，在人群里及温赛斯拉斯广场附近的巷子里被追捕。

　　“人们说我疯了，因为苏联人会向任何拍照的人射击 -- 而我正站在他们坦克的前方及坦克顶上。数年后摄影师伊安贝瑞（Ian Berry）说他当时看见我了，并认为‘这个家伙要不是完全白痴，就是非常勇敢。' 我其实一点也不勇敢，我只是想拍照片。”　
　　“当时玛格南不相信这是一个人拍的。哪里都有我的影子，因为那时不管走到哪里拍照片，都感觉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张照片等着我。我没有时间考虑自身的安危。

　　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拍这些照片不是因为我勇气过人，而是因为那是一个极端的情况。有些东西从我身上流露出来了，也许那是我最好的部分。那并不只限于我，当时大多数在街上的人们都这样。

　　我们并不在思考，我们在行动。我从来没拍过新闻，从来没碰到过那样的处境。。。到处都是照片。我拍这些照片并不是为了发表，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我才把胶卷冲洗出来。我印了一些出来，但并不是为发表而印。后来发生的一切纯属偶然。”　

　　寇德卡把印放出来的部分照片给了他的朋友--艺术史学家、博物馆馆长安娜·法罗娃（Anna Fárová）。法罗娃让几个朋友看了这些照片，其中包括当时在布拉格访问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摄影策展人尤金·奥斯特洛夫(Eugene Ostroff)，后来奥斯特洛夫把这些照片带回了美国，并交到了时任玛格南图片社主席艾略特·厄维特（Elliott Erwitt）的手里。

　　厄维特后来回忆道：

　   “当时玛格南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年轻人，但照片拍得非常出众。我想：WOW，一定要想办法发表这些照片。”

　　底片后来通过诸多友人和联络人在行李中夹带的方式带出捷克。这些照片最早出现在《LOOK》杂志，后来出现在全世界重要的新闻媒体上，成为这次国际政治事件最具代表性的视觉见证。为了保护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家人，这些照片均署名为P.P.（Prague Photographer，布拉格摄影师的首字母缩写）。1969年的罗伯特·卡帕金奖被授予这个匿名的摄影师。而对于这一切，寇德卡一无所知。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是入侵的周年纪念日，剧团中有人买了份《星期日泰晤士杂志》，里面刊登着我拍的照片。他们指给我看，上面写着这些图片来自一名布拉格无名摄影师并被偷运出国。当然他们不知道是我拍的，而我也不能说。这种感觉很奇怪。那是第一次我看到这些照片被发表。从那一刻起，我很害怕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想查明这些照片是谁拍的，那一定会找得出来。”

　　在伦敦期间，寇德卡与促成这些照片发表的玛格南图片社主席艾略特·厄维特碰了面。厄维特是安娜·法罗娃的朋友，曾代表玛格南让法罗娃转问是否还有更多照片。当时寇德卡对玛格南并不了解，法罗娃曾向他确保这是个令人尊敬的图片社。两人探讨了万一他需要离开捷克，玛格南可提供的协助计划。

　　后来，以玛格南资助其在西欧参与一个吉普赛人的拍摄项目为由，寇德卡在1970年5月得到了一张为期三个月的英国签证。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告诉父亲那张标志性的照片是他拍的。到英国后，他获得了政治庇护。

　　说说这张标志性的照片。

　　关于手臂，有说是寇本人，有说是路人，俺比较倾向路人说。
　　关于手表，据说是当时苏军进入布拉格的时间
　　注意他把镜头下压了，作为前景的手臂与腕表因而显得更为突出，同时天空的比例变少，空旷的街道占据了大部分画面，营造出一种失落压抑的悲剧性氛围。
　　豆瓣上有人去他拍照的这个地方朝圣过，说“这里的街道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有轨电车的路线被改为步行街，周围的街道也好像拓宽了一些”，而据他推测寇德卡曾经站立的地方，“现在已经是一个某国外品牌占领的大商场了”。

　　“我离开捷克是因为我说过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知道他们会找到我，而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坐牢。他们是可以找到我的。。。因为我是那个拍得最多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

　　为了家人的安全，寇德卡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那些照片的作者身份。直到1984年父亲去世，同年那些照片在伦敦Hayward画廊展出，照片下终于不再署名为“布拉格摄影师”，而是：约瑟夫·寇德卡。  

　　每当人们夸赞他的勇气时，寇德卡总觉得夸错了人：“勇气属于那些去红场抗议苏联入侵的人们。从红场出来只会通向监狱。”

　　入侵后在莫斯科展开抗议标语的8个人之后被捕入狱。后来其中三个示威者被授予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勋章。2008年光圈出版社将寇德卡在1968年拍摄的入侵照片结集出版时，他找到了他们，并每人送了一本画册。“他们哭了。我很高兴。他们有勇气。而我没有。”

　　“我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以新闻摄影师的方式参与这件事。我从来没拍过你们所说的“新闻”。那时发生的一切和我直接相关。那是我的国家，我的问题，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不知道在冒多大的险，我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有些人告诉我我可能会被杀，但那时我并没考虑这一点。我只知道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拍。”

　　冥冥之中，苏军在1968年的入侵成了寇德卡人生的分水岭。

　　在1970年5月离开捷克到英国后，寇德卡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无国籍的人（直至1987年在布列松的帮助下取得法国国籍）。

　　“我本人并不想离开捷克，但在我必须离开的情况下，我决定不要为此而悲伤。我从摄影中得到的最大启发之一是，正如负片可以变成正片一样，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离开祖国之后，无人知道你，必须重新开始。流放给予你自由，当然，你还要知道如何利用这种自由。。。流放会带来两份礼物：一是你的生活可以从头开始，二是如果你有机会回去，我以前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你看事物将会完全不同。”

　　离开家人和祖国的那一年他32岁，怀抱着对摄影的巨大热情以及几近于零的物欲，开始了在异乡的漂泊生涯。除了在寒冷的冬天回伦敦冲片外，其余时间他都背着精简得不能再少的行囊行走在欧洲各地，只做一件事：拍照。

　　每天睁开眼睛就去拍照，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多拍，直到天黑不能再拍为止。这是寇德卡在苏军入侵时的拍摄状态。这种由突发事件激发起来的本能般的反应，却不限于那七天，也不限于流放的十七年，而是自此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种用生命在拍摄的纯粹，对摄影不带功利心的全然热爱，才是真正爱摄影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