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走出校园没多久的李继高，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努力上进、成熟谦逊的大男孩，对摄影和纪录片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而且已经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摄影师。

他在大学期间拍摄了多部作品，其中两部纪录片近期频频获奖，好评不断。毕业后加入东方IC的他正在向自己的梦想，扎实地一步步前进。

2017年9月17日至21日，亚洲大学生电影展在北京电影学院开展。李继高凭借作品《一三十一》入围展览。《一三十一》讲述了社会爱心人士续琳自发组织的一个特殊班级——天津市和平区“爱心天使班”，由大龄障碍人士组成，最小的25岁，但由于脑瘫、智障，大多智力仅相当于2岁的孩子。

《藕》是李继高最近的纪录片完成作品，以山东济宁一群扒藕人为拍摄对象，进行长期的跟踪拍摄。2015年10月开始策划，经过13个月的拍摄和3个月的后期剪辑，于2017年5月成片。团队跟随拍摄对象走过了山东济宁—湖北监利—河北杨孟庄—北京。

• 纪录片的底色

在李继高看来，纪录片的底色，就是真实，这也是他对拍摄着迷的原因。而纪录片的一大难题，正是保持拍摄对象在镜头前的真实性。

在拍摄《藕》的过程，李继高有自己的心得，拍摄之初就要和拍摄对象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参与式”的关系，参与到拍摄对象的生活中。每次拍摄他们都和扒藕人同吃同住，跟随他们天南海北去拍摄，熟悉起来以后，扒藕人在镜头面前就特别特别自然。正如央视制片人陈虻所说的：

“放弃你的所谓责任感，放弃你的所谓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去关心你的被拍摄对象，其结果你可以看到最真挚的责任，最深刻的批判。”

另外，每次拍摄不直接开机，先和拍摄对象聊天拉近距离，等他们熟悉了摄像机的存在，自然地开机器拍摄。拍摄《藕》时，为了保持真实性，李继高还用了一个讨巧的办法，部分拍摄对象选取了家乡的熟人，因为熟悉，他们在镜头前也更加真实。

• “生死状”

拍摄《藕》的周期是十四个月，在山东、河北、湖北，还有北京这四个省市拍摄。作为一个大学生团队，进行这样长时间跨越省市的拍摄项目，李继高的团队遇到了无数突发难题。

在河北杨孟庄去转场去北京新发地蔬菜市场拍摄时，李继高签过一份“生死状”。当时摄影团队要跟随拍摄，但是藕贩死活都不让拍摄团队上他的车，因为安全问题，藕贩不愿意担责。李继高没有退缩，就说签一个生死状，出现任何的问题，由他负责。由于这些东西一定要拍到，他代表团队成员，签了生死状，签完以后出现各种事故，责任都是由他个人来承担，所幸，最后顺利拍摄完成。

• 默契的团队

李继高的团队就是从2013年还在上大一时就开始组建，一直到毕业创作都是一个团队，彼此之间非常默契。拍摄时，李继高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他们就能明白他想要的内容是什么，迅速地转变机位，或者转变角度去拍摄他想要得到的内容。

丰富的拍摄经历让他很早就明白团队的重要性。“即使个人再厉害，没有一个优秀的团队，也完成不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包括在公司工作也好，在其他地方工作也好，必须以团队为导向，为团队的核心利益做引导。”

• 拍摄思维

在《藕》的拍摄中，李继高大包大揽，导演、摄影、司机，包括团队的吃住等方方面面，都是他来解决。但他感触最深的，还是导演和摄影这两个工作。他觉得，纪录片的拍摄和剧情片的拍摄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拍纪录片，摄影是半个导演，要带着导演思维和剪辑思维去拍摄。如果没有这两个思维，后期剪辑就特别费劲。比如在拍摄中要有预判性，出现了一个情节点，要预判这个情节点的走向，预判下一步要做什么，遇到突发情况，怎么提前把机位摆好。

• “鱼骨鱼刺”和“挑肥拣瘦”

到后期剪辑的时候，总的素材文件占到两个多T，最后的片比达到150:1，每一百五十分钟里面只剪出一分钟。如此巨量的素材，已经让李继高犯难。作为导演和摄影去剪片子，他遇到一个老问题，在圈子里面跳不出来，很多素材舍不得拿掉。最后，他总结出两个方法：“鱼骨鱼刺”和“挑肥拣瘦”。

“鱼骨鱼刺”形容这部纪录片的结构，扒藕人的四季和带头大哥是鱼骨，其他的次要人物、次要点是鱼刺，鱼刺附着于鱼骨。初剪的时候，把和“鱼骨鱼刺”相关的剪出来，不相关的全部拿掉。

第二轮剪辑，又不断推翻，他组建了一个精剪的团队，总结出了“挑肥拣瘦”：情节欠饱满的内容，增加些重量，增补相关内容；情节过多，比较啰嗦冗长的，就减肥，挑拣内容。

• 摄影、责任与成长

每一次的长期拍摄项目，李继高受益良多。对于大学生来说，用一年多的时间拍摄和完成一个作品，非常罕见难得。他每次拍摄完以后，就不再想这个片子能达到什么样高度、能获多少奖，每次过程中的坚持对他来说意义更重大。

长期拍摄中，会不断出现问题，李继高从来没有抱怨过。他一直认为，在年轻的时候拍摄，遇到的问题越多，对于个人的成长，越有好处。因为有些问题迟早都会遇到，提前去了解这些问题、困难，今后的拍摄和发展，才会更加游刃有余。

他不仅把自己看作一个创作者，另一方面他总是感到肩上的责任，对拍摄对象的责任，对团队成员的责任，对所有对片子有期望的朋友的责任。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个东西是我拍的，我就要对这个东西负责，不是要去为了完成任务，要尽我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完成拍摄，把每一次拍摄都当成一次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