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定传媒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捐赠”和“借贷”两种。事实上，政策滞后于实践，如今连政策都肯定资本可以进入传媒业，说明这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了。既然资本要进来了，其他资源也会进来，过去按照意识形态搭建的游戏规则和平台，就必然要有某种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目前在中国是“边缘突破”，然后“带动中心”。这是中国媒介运作的一个基本规则，或者说叫“实践先行”。将来投资传媒业的资金是否始终完全来自国有控股企业，其实有很多可以变通的余地。

    今后几年是中国传媒业变化最大的时期。变化之一就是传媒集团由现在“系列化”搭建变成“一体化”搭建，也就是跨媒体，把电视、广播、报纸、出版社、网络联合起来，多层面运用社会资源。政府已经表示鼓励大传媒集团进行跨媒体运作。跨媒体集团会打破旧的行政区划对传播市场的限制，这样就会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形成大媒体之间的重新洗牌，出现更大规模的集团。例如，现在北京的行政领导可以对北京的媒体说“不”，但如果广东的集团到北京来办媒体，北京行政领导要说“不”就会“难一些”。

    中国最容易出现创新的不是体制的核心面，而是体制的边缘面。因为边缘面更少被“关注”，政策链条对它的制约也脆弱，它求生发展的欲望最强烈。

    中国很多媒体都在准备上市。上市是一个必然趋势。上市后，媒体的核心编务要剥离，但它下属的杂志等小刊物可以作为资产上市，也就是说，一些技术面、信息面的资产可以上市。

    我对媒体与金融这两个产业都十分看好，只要抓住入世的机遇，媒体产业的利润率将超过金融（或许现在已经超过），在所有产业中都将属于名列前茅的。其实，我们只要看看香港李嘉城的近来举动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总是找出最赚钱的地方，然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