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弃儒从商，一手打造如此庞大的乔家“商业帝国”，最根本秘密就是“诚信”。其实，经商要“诚信为本”并非秘密，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然而，要真正做到“诚信”，却并不容易。油贵粥贱，众人周知，所以当时不少商人想方设法将小米粥的汤汁用搅拌法掺入油中，顾客一时也看不出，商家赚得满盆满钵。但乔致庸却不为所动，坚持货真价实，“复字号”油中绝不掺粥。一时虽然赚钱不多，但久而久之，顾客都知道谁家油好，自然顾客盈门。短斤缺两，也是当时商家常用的赚昧心钱的手段，只要一两家商店这样做在短期内不受惩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家竞相效尤，一时成为风气。但乔致庸还是不为所动，不仅足斤足两，反而“倒行逆施”，要求“复字号”卖出的面粉，每一斤要多称一两。这样一来，顾客都买“复字号”面粉，其他一些商号反被挤垮。电视剧《乔家大院》有每块一斤的茶砖实重一斤一两的情节，不知是确有其事还是由此而来。反正因为讲诚信，乔家的商业才越做越大，也才有“货币资本”与“信誉资本”开“票号”。经商卖货要讲诚信，从事“票号”这种“以钱换钱”的金融业，诚信更加重要。

　　其实，再往前说，大约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银号”（也称钱庄），要比票号产生得早得多。明、清北京一直是都城，长期是政治中心，商业也十分繁荣，因此银号业非常发达。

　　存取款、放贷款这种金融业本质上是主客双方彼此的“信任”或“信用”。唯其如此，金融业又给不讲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赚大钱”（其实叫“骗大钱”更准确）的机会。一些钱庄银号经不起巨大的利益诱惑，欺诈骗钱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的要求，以防奸商“关铺潜逃”。当时京城主要是为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之需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然而，在这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竞争中，“恒和”、“恒利”、“恒源”、“恒裕”这“四大恒”却是赫赫有名的上百年老店，被称为“都中钱肆巨擘”。据《旧京琐记》记载，银号首推这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 ’、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段史实，便可略窥一斑。“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了门歇业了，但它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二十年，光绪庚子才关门。”同治末年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光绪庚子是1900年，等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城大乱、遇到这种“不可抗拒外力”时才关门走人！笔者工作单位紧邻东四牌楼附近，现在每每路过这里，不免遐想那间为兑现租了二十多年的“门面房”究竟是在这里还是那里，现在，可还有如此“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